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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雨映:先锋与古典的姿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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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代雨映:先锋与古典的姿态 于 2012-10-03, 03: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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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雨映:先锋与古典的姿态
——与青年诗人代雨映对话录
访问者:郑小驴(《文学界》编辑、《大家·你们》栏目主持人)
被访者:代雨映
访谈时间:2010-12-07
关键词:风格化、古典、态度、精神维度

郑小驴 :你写诗歌多长时间了?受哪个流派或个人影响最大?

代雨映 :不长,才2年。刚开始写的时候是模仿。因为自己学的是外语专业,自然平时学习牵涉到的西方文学比较多,不知不觉写的时候就写得比较“西化”,后来发现那样写是不对的。因为我们读到的很多外国诗歌翻译作品是“翻译体”。诗歌因为翻译而失掉了原有的美感。毕竟原作作者的语言习惯、写作时的社会背景之类是我们很难体会的。那样的模仿容易达到语言陌生化的美感,但容易走入“误区”-----诗歌语言被故意弄得很晦涩,让读诗的人一头雾水。后来我就尝试写一些简洁明了的诗句。谈不上受哪个流派或个人影响最大,我诗歌读得不多,平时还是小说读得多些。
郑小驴 :按照苏珊·桑塔格的“反对阐释”的观点认为,在现代大多数情形中,阐释无异于庸人们拒绝艺术作品的独立存在,往往异域的经典作品遭受着阐释者们的大规模劫掠。这样的情况同样可以反映到翻译问题上来。
代雨映 :是的。学习写诗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诗歌语言的表达可以走出那样的误区。比如李白的“入我相思门,知我相思苦,长相思兮长相忆,短相思兮无穷极”,很简单的表达,却说得很到位,传神而形象。这几年大学外语专业学习期间,我读了一些外文诗原著,同时对比不同的翻译版本,因为翻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受到很多翻译条件的制约,比如政治、国情方面,使得原作大量的章节被异化、删减,那样使得翻译出来的作品无法原汁原味地传达原著作品的信息。同样的,中文诗歌被翻译到国外,也无法原原本本地呈现。
郑小驴 :对于作品的创新性你怎么看?
代雨映 :我觉得与一句话说得好,“艺术没有独创性,就意味着剽窃。”这句话虽然有些刻薄,但确实如此。无论你是诗人、作家,还是艺术家,你的作品拿出来却被说是或是像别人的,那是很悲哀的事情。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风格,我欣赏那种独树一帜,当然这需要诗人的创新与探索。
郑小驴 :惠特曼说,最伟大的诗人具有一种不那么明显的风格,他更是他本人的一个自由的传达渠道。目前的诗歌界,好像许多人都在纷纷标榜自己,插上标签,从早期的朦胧、先锋、口语、打工等众多流派中可见一斑。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?假以时日,如某种流派要将你吸纳进去,你会是怎样一种态度?
代雨映 :我觉得并不是标榜的问题,而是自己写作创新的问题。自己创作的东西要新,同样的东西表达出来至少在“表达”上要新,并不是标新立异。才华是先天的,后天的多读多写,摸索、创新也是很重要的。现在有不少青少年学生写诗,诗歌整体水平高,但你仔细读会发现,他们不是在用心写诗,而是在生产。对于诗歌流派的吸纳,我并不觉得是坏事。其实那也可以是很简单很自然的事情,比如说有大家共同的艺术上的理念之类等等,没必要弄得很造作。
郑小驴 :“生产”这词很贴切。网络时代的来临,后现代时代的写作,是需要警惕的,现代人身上的负载使命感和老一辈作家已经无法相提并论,诗歌中最本真的部分往往被忽视了,或者认为过时了,一味求新,突围表演的成分很重。正如桑塔格警惕的那样,风格化艺术,即一种显然过剩的缺乏和谐的艺术,永远不可能成为最伟大的艺术。她的反风格化,事实上道出了“风格”的真实境况。我喜欢诗人在诗歌中的本真流露,而不是为了风格,而刻意标榜。

代雨映 :对于这点,我认为其实“反风格化”就是一种“风格化”,就像“无印良品”倡导的“无品牌”消费其实“有印”一样。每个诗人的作品自有其明显的特征,即“风格”,而被贴上“某某风格”的标签,那是无法避免的。但诗人绝不是因“风格”而写,而是因写而“风格”。“风格”不是用来倡导的,它只是客观反映一种写作的状态、一种作品的品质特征。至于诗人对于自己作品“风格化”警惕,是诗人需要自省、创新的。至于艺术的“伟大”,那是交给旁人去评判的,我们绝不能倡导和定义什么样的艺术是“伟大”的。就像文学绝不是要能得诺贝尔文学奖才伟大一样。诗人要做的就是本真地去写,不依赖任何口号。对于你说的“后现代时代的写作”,现代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而且人们娱乐的方式增多,自然诗歌这样的东西被搁置、被边缘化。20世纪80年代写作很流行,从90年代开始却成为一种边缘化的行为。这样的情况很正常。重要的是诗人要学会习惯沉静。
郑小驴 :现在的发表环境在近十年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,网络时代,贴在博客上也可视为“发表”,反正达到了倾诉和分享的目的。你的某些诗歌意境具有古代诗词之美,有一些则是尖锐而敏感,用词生猛而鲜活,内心情绪细腻而纠结,具有典型的先锋女性写作的特征。谈谈你写作的意图和动机好吗?我认为诗歌是疾病的化身,写诗是你们的镇定剂?
代雨映 :最初是为了倾诉吧,就像《花样年华》里的梁朝伟对着树洞倾诉一样,博客就是我的“树洞”。有时候觉得内心的很多东西无法对别人言说的,就写出来。有一些很微妙的感觉、情绪,只有“写”这样的表达才能完美呈现。就像人的身体一样,情绪、思想也是需要代谢的。写诗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、思想“新陈代谢”的方式。后来有人夸我的诗写得还不错,可以向这方面发展,我也慢慢地开始了摸索、尝试。我并不认为诗歌是疾病的化身,写诗歌也不是只有镇定情绪的作用,就像你上面说的一样,它还可以分享,说明它可以给人带来美感、快乐与慰籍的。


郑小驴:你是否同意诗歌中能承载一些譬如道德、人性和社会的一些东西?
代雨映 :我觉得可以。因为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圈子里,自然不会与道德、人性和社会脱离。诗歌中承载一些譬如道德、人性和社会的一些东西是很自然的。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这些东西有时候被人们故意深刻化了,好像诗歌不能轻易去承载似的。

郑小驴 :比如杜甫、范仲淹的诗歌那种忧国忧民,有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负载意识。我读安年斯基、米沃什等人的诗歌,也看到了这点。我特别喜欢尼采的一句话,艺术不是自然的模仿,而是其形而向之补充,它崛起于自然之侧,为的是超越它!
代雨映 :是,自然是一切艺术的启示。
郑小驴:你的灵感来自哪些方面?
代雨映 :个人生活经历。我之前也很想创作小说,但下笔的时候,我发现自己更喜欢表达一些感受。而小说、散文在表达这样细微的感受与情感的时候,艺术效果不如诗歌。诗歌可以按着自己的感受很细致地表达。比如说,联想力,没有局限。
郑小驴:对,诗歌是一种感性的爆发,小说更趋向理性化。你应该是一个非常敏锐和感性的人吧?
代雨映 :也许吧。
郑小驴 :那样的人,比较适合写诗歌。唯有诗歌,能让人感到疼痛。
代雨映 :我曾经想将自己的诗集命名《赤脚穿过城市的孩子》。“赤脚”、“孩子”,都只是一种精神向度。
郑小驴 :写诗歌是否有一种宣泄的快感?比写小说更有语言宣泄的欲望?

代雨映 :是。但我觉得小说更有表达的畅快感,而诗歌,写着写着,只会越写越偏向一些更深更隐晦的东西,那样会很不开心。
郑小驴 :很纠结对吧。诗歌的语言如碎片被反复编织打捞。凌波微步踏雪无痕。小说做不到这点。诗歌是不是你超脱尘俗的最后姿态,凭借诗歌的写作,解除自己与尘世的奴役关系?
代雨映:也不一定。比如杜拉斯的《情人》,她的小说,不受传统小说写法的限制,语言、意象、情节的展开都很自由,像诗一样的小说。无论诗歌还是其他文学体裁,都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我们是无法解除自己与尘世的关系的。
郑小驴:你的诗歌语言简洁意境丰富。有个小说家发明了一个词叫极简主义,定义你的诗歌认同吗?
代雨映:是吗?呵呵。我没有什么主义。只是觉得就这样写比较好吧。
郑小驴:你的一些诗歌具有古典诗词的意境,比如《花犯》、《也嫣》,甚至《十二女色》组诗,当下很多年轻诗人都在反传统,致力于从西方诗歌中寻找根源和突破口,你却反其道而行之,为什么?
代雨映:其实很多古诗词,甚至追溯到最古老的《诗经》,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看,它们大部分是很口语化的,有些甚至是民间民歌。还有柳永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如此精妙的词,传说当时在水井边洗菜的老妇也会唱。可想而知,诗歌是很口语化、民间化的。所以我在诗歌写作时结合那首诗具体的意境,不排斥用一些具有古典诗词意味的词或句子。比如说《花犯》,“花犯”原是一词牌名,而情窦初开的少女做的那些事:“画媚俗的妆,搬小板凳,扎堆”“和姐妹们,说着邻村小哥哥短小哥哥长”,很明显的一副“花痴”状。但用“花犯”比“花痴”来得恰当,一个“犯”字更能体现小小儿女的那种情怀与羞怯。汉语很博大精深,特别是用在文学创作里,其微妙是需要细细体会的。
郑小驴:你现在的诗歌,很典型的属于你这个年龄该写的风格。再大点,世界会磨掉你敏锐的棱角。你现在还生活在诗歌王国的童话中,再过几年,你的诗歌风格一定大变。
代雨映:嗯。很多人评价我的诗歌,说很干净。我现在还是学生,还在象牙塔里,还没有真正步入社会。个人阅历的不同对写作的影响是自然的。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担心。顺其自然就好。
郑小驴:怎么看待你诗歌的先锋气质?比如你的《再见,朱利安》、《亲爱的小孩》。非常私人化的气场,极度内敛。冷。幽暗。内敛。缜密。忧伤。哀婉。在这首诗歌中,语言得到了一场大解放,奔放洒脱,肆无忌惮。
代雨映:那是我最初尝试写作的作品,我个人比较注意气场和内心特质、质感。
郑小驴 :那现在是什么呢?你说说。
代雨映:我也说不上。怎么说呢?打个比方吧,前期写的诗歌就像高中生写的情书,每句都那么真挚,但写了那么多,自己想要说的却始终没说清楚。
郑小驴:那是在写一种情绪,欲说还休,灯火阑珊的朦胧。
代雨映:嗯,现在我懂得节制,就像人在长大一样,有些事情觉得没必要,就放在一边,写诗也一样,懂得去掉多余的枝蔓,拣重点说。
郑小驴:可能长大了,那种莫名的感伤情绪,对世界的看法,会变淡。世界不会再像从前那么让你敏锐与感伤。

代雨映 :也不是,应该是处理的方式在变,变得“成人化”。以前的作品语言比较华丽,用词比较放肆,追求一种内心深省的东西。
郑小驴:有些人说,三十岁后,更多的人是为了诗歌的理念在写,坚持着。从前那种对词语的敏感和莫名的情绪会渐渐迟钝。这是时间给诗人带来的钝痛。除非像安年斯基、帕斯捷尔纳克他们,心中有一种强大的气场。那种东西太过“伟大”,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,或驾驭得了。将诗歌上升到民族和家国上,又是另外的一种层次了。但不见得在这个时代受欢迎。我们的时代不欢迎这些,为什么会如此,值得思考。
代雨映:是吗?等我经历了30岁再说。但不一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、最强大。顺其自然就好。说不定以后我不写诗,而去写小说或其他文体。或者,再不创作也不一定。
郑小驴 :你的诗观是什么?
代雨映 :我的诗歌,即我对生活的回答。
郑小驴 :我有个好朋友她以前也写诗歌,认识她老公以后就不写了。她说她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写诗和写诗的态度。他为了一组短诗,三次前往内蒙。就是为了体验诗歌里的那种游离的意境。他将《锦瑟》分析得非常透彻,条理分明,逻辑紧密。当然,我更把他当成学者型的诗人。他博学多识。我们现在众多的诗人里,写作的态度是值得观望的。认真写作的人很少,认真读书的人也很少。我比较的反感四处在网上敲击键盘写诗的,像是开发布会,太热闹了诗坛。
代雨映 :写作态度是很重要的,要真诚。不过时代不同了,写诗的方式自然会变。网络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,为诗人创作交流创造了条件。另外,诗歌在文学市场的占有率不如小说等文体,自然就会向网络转移。诗歌本身是重要的,方式并不重要。

郑小驴:你的《十二女色》在《山花》作为头条刊发,整组诗将古典与先锋完美融合,是纯正雅致的汉语写作的现代诗,受到广泛好评,能谈谈当时的创作状态吗?对了,当时你的《十二女色》(十首)在《山花》2010年9月上半月以“新红颜写作”推出,对于诗歌评论家李少君提出的“新红颜写作”你有什么看法?
代雨映:我写这组诗的时间跨度有一年之久,起初我就立意写一些关于女性内心的特质与气场的东西。随笔《女窥》是一个系列,而诗歌《十二女色》是从平时零零散散地写下来的诗歌里挑出12首组成一组的,都是些谨小、细微的东西。也有人猜度我写的是12个女子,比如其中的第一首《阁楼》,就很像写的是民国女作家张爱玲。其实不是。《十二女色》整体上并没有定向于某12个具体的女性身上,它是一个整合体,也没有具体写什么,很气息化的,关于女性的精神向度。色,在佛学里是形相的意思。呈现的是状态。《十二女色》就是写一些关于女性的状态,或痴或癫或媚或决绝,无不水中月镜中花。整组诗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参差不齐,还有题目比较放肆,但也有人说写法很新,一首有一首的气质,可以单独成立也可构成一个整体,整体看有一种大的气象。至于被评为是古典和先锋的完美结合,大概是因为我是纯正的汉语写作,里面有一些意象,比如阁楼、黑瓦片、水仙、咸菜坛子等,而立意、写法比较新吧。
对于李少君老师提出的“新红颜写作”这一女性诗歌写作的命名,我还是很认同的。作为一名评论家,李少君老师是关注当下中国诗歌写作的现状的。诗人一向不喜欢被别人的命名“圈死”。但李少君老师这一命名是一个集大成的命名,是关于现代中国女性诗歌写作现象的总体概括,并无任何不妥。也是其提出的现代中国诗歌“草根性”的表现之一。
(完)
此文为《山花》2011年1月下半月刊专用,版权所有,谢绝有刊号纸质媒体先行刊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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